“区域限批简直就像当头一棒，把我们打痛了。”吕梁市市长董洪运回忆说，当时吕梁有21个项目需要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审批，然后需国家发改委立项；有50多个项目需要省环保局环评审批，省发改委立项。而此次限批采用“连坐”的方式，只要一家企业污染严重不达标，除环境治理和循环经济之外的所有项目一律暂停审批。

　　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董洪运认为：“限批造成了区域吸纳资本能力的负面影响，包括区域形象。‘名声’出去之后，投资商一听说吕梁，便与区域限批相联系。”中铝集团在吕梁有个200万吨规划的大项目，集团老总打电话向董洪运询问：“我们的项目还行吗？”香港建涛化工集团董事会主席打来电话：“我们的项目还能谈吗？”对此，吕梁市副市长李秀峰表示，至少100多个新项目都会受到影响，这些项目如果按期上马，其产值能达到数百亿元。

　　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中，吕梁将如何选择？

　　“我们连夜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，又召开了四大班子联席会议，立即统一认识，做出反应。”董洪运介绍说，吕梁迅速打响了环保攻坚战，即为解禁而努力的第一阶段战役。到4月7日，列入首批关停取缔名单的191户严重违法排污企业全部关停取缔，共炸毁烟囱208根，95%以上的生产设备被拆除。

　　但是，吕梁因此损失了23亿元的经济收入和6.5亿元的税收，约占2006年吕梁一般地方财政收入的1/4，，同时失掉了3万个就业岗位，约占2006年转移劳动力的60%。吕梁市下辖的交口县一次性取缔23户污染企业，将至少减少8000万元的财政收入。董洪运认为，这无异于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。

　　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损失，那些被关停企业的企业主能接受吗？焦化企业的投资，动辄上亿元，违规上马时，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予以阻止，等到建成投产后，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置，就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。更主要的是，围绕一个企业，各种利益主体缠绕在一起。因此，董洪运认为：“要撕破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内部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。”

　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吕梁在关停企业前充分考虑到了可能遇到的阻力。“因为有些企业投进去的钱确实不少，再加上有些人法治意识淡薄，思想意识不统一，会形成很大阻力，出现过激行为是有可能的。”董洪运曾发出这样的担忧。在接受《人民日报》专访时，他提到这样一件事：首批175家必须关停的污染企业名单在《吕梁日报》公布后，汾阳市部分企业就组织了几十辆车，拉着人到吕梁上访。汾阳企业主上访事件发生后的次日，他就专门给汾阳市长打电话解决问题。

　　在拆除焦炉、炸毁烟囱过程中，个别焦化厂的老板曾抱着大烟囱失声痛哭。甚至有人把威胁电话打到吕梁市环保局局长办公室，声称“敢拆我的炉子就要你的命”。

　　面对压力，吕梁市党政决策者下决心整治，毫不留情。汾阳市因关停取缔工作进展缓慢，党政“一把手”和分管领导被诫勉谈话；文水县和石楼县因工作进展缓慢，遭到黄牌警告；柳林县环保局长因整治过程中推卸责任而被停职检查。最终，凡是被列入取缔名单的污染企业，一个也没有保留，相反还比原先公布的175家多出17家。

　　经过89天奋战，4月9日，国家环保总局对吕梁解禁，环保攻坚第一战役初战告捷，吕梁顺利从环保政策风暴中突围。但是，对吕梁来说，这种“松绑”仅仅是表面上的，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认为，其更深层的意义是，“借此契机加快经济转型步伐。”